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术的发明和提高提供了条件，印刷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生产实践和经济文化生活持续发展的结果,是逾越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创造的划时代创举。而印刷术的普及推广，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还加速了文化知识的传播。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始于隋代,盛于唐代，“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而明代中叶著名的学者胡应麟认为国子监正式印制儒家经典应该始自冯道，然而唐人柳玭在蜀时就已经发现有出售雕板印刷的小学基础读本，而毋昭裔贫困时因借书不得，愤然立誓他日富贵之时当刻书以赠学者，后来官至宰相后也的确做到了。
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
唐人司空表圣在《为东都敬爱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中云：“今者以日光旧疏龙象宏持，京寺盛筵,天人信受迷，后学競扇异端,自洛城罔遇,时交乃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馊。”这里的“日光旧疏”指唐初相州日光寺僧法砺的《四分律疏》。从这段表述可知,唐武宗灭佛之前《四分律疏》已经有刻印本，后因禁佛印本散失殆尽，禁佛令停止后，司空图募捐资金以重新刻印经书。这条资料也证明了唐代己开始使用印刷术印刷佛经了。
1.宗教是印刷术发展的巨大动力
武则天时期,不仅印刷佛经佛像，还将印刷术用于印发政府文件上。而建中四年（年），更有作为税收单据的纸质印刷品出现，“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即商品贸易中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市牙以印纸为凭证征收一定的税款。
宪宗元和时期发行的“飞钱，谓之便换”，是富豪商人为了携带方便而发明的一种契约式的纸钱，持此飞钱的人到各地钱柜“合券乃取之”。大大便利了商人外出。既然飞钱在各地都能使用，而且要合券才能兑换现钱，所以飞钱的格式必须一致，应当是印制而成的。这种便携式的纸币大大便利了人们的出行,受到人们的欢迎。
中唐以来,关于印刷术的记载就大大增多起来。宗教是印刷术发展的巨大动力之一，广大信徒需要大量的宗教经典和宗教化，所以早期的印刷品多为宗教经典或画像。宗教经典的印刷如上文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人惠确募捐雕刻律疏便是一例；此外,还有大量佛像印制，玄奘曾经“发愿造十俱胝像，并造成矣”。
俱胝为梵文,指十万或万万，十俱胝指百万，在这里是一个概数，指数量极其多。这段史料的意思是说玄奘曾发愿要印造百万枚佛像，后来也确实完成了愿望。《云仙杂记》中对这件事做了更详细的记载“玄类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这段记载不仅指出了印制佛像的纸张是回锋纸，还指出了印制的佛像为普贤菩萨像，“五驮无余”反映出每年散发给信徒佛像的数量极大。
2.印刷术应用范围逐步扩大
唐朝后期印刷术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开始从宗教转入世俗方面,除了印制佛经外,开始大量印制面向大众的工具书、医书和历书。如前引《柳玭训》序言中就称蜀中的基础读物大都是雕本，而毋昭裔更是将《文选》等书刻印以赠学者，可见印刷术的范围己得到扩大。敦煌出土现藏于巴黎的咸通二年传抄“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新集备急灸经,即刊印于长安东市。
历书本该由司天台审定上奏，进而颁行天下,但因其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一些书商为了利润，在民间私自印卖历书。四川及淮南各道都有私印历书的情况，而且往往政府尚未颁布新历，而民间己经到处贩卖私历，这种作法显然损害了政府的威严，所以朝廷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刻印历书。
同年十二月，“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据此可见，民间私印历书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然而，即便是朝廷严令各道查禁私历，这种现象还是没有得到控制，僖宗朝甚至出现了民间私印历书由于版本不同而节气互异，进而导致争议的现象，“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侯，因争执”。
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民间私印历书不但没有被扼制，反而愈演愈烈，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唐末。而唐代又是一个文学非常发达的时代，雕版印刷的范围不可避免地扩大到了文学作品中。唐末，文士诗文开始有了印刷。
3.印刷术工艺改进
唐代不但推广使用了木版印刷，还出现了铜版印刷。铜版尽管价格昂贵，但更坚固耐久，不用时还可以重铸新版。唐开元年间遗留下来的阳文反体经文《心经》，而经过多方研究认证，其并非用作书范，而是用以印刷《心经》的铜制版本。
咸通五年，来华的日本学问僧宗睿返日之时带回一些中国书，他在《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开出了一些书目“…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杂书等，虽非法门，世者所要也。”这里的西川印子指的是四川印本，外国人也能轻松地访求到诸多印本，可见唐代的书籍印刷己经比较普遍，尤其是四川地区的印刷种类更多。
二、印刷术的外传及影响
1.唐朝印刷术传向邻国
日本是继中国后第二个最早发展雕版印刷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之后，其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此时中日交通频繁，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华，彼时日本造纸业已有发展，在佛教的促进作用下，印刷术也很快从唐朝引进了。
日本最先使用印刷技术刊印的仍是佛经，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印刷术在日本是由政府最先开始使用的，且规模巨大。率先使用印刷术的是日本孝谦天皇，其在平叛朝臣作乱时曾发愿，如能平息叛乱，愿在各地造百万佛塔，每塔各置一陀罗尼神咒。后来叛乱很快平息，女皇也如约开始造塔、刻经,完工后将塔及经咒共百万份分别安置于大和、摄津、近江三个畿内要地的十大名寺中。
关于这件事，奈良《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也记载道：“东西小塔院:神护景云元年造东西小塔堂，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摺本。”这里的摺本相当于汉语印本，日本古称“摺写供养”，以有别于“书写供养”。这条记录充分印证了前面女皇造塔印佛经之史实。
《百万塔陀罗尼》印本传世者很多，至今仍有，分布于世界各地。如此大规模的印刷，需要相当精良的技术作后盾，而从史料记载中看不到日本之前有印刷活动。所以，此次大规模的印刷佛经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影响力，且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日本印刷术的移植性。因为任何一个技术从发明到推广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只有移植才可以避免这个漫长的过程，直接将对方优秀的技术挪作已用。
所以奈良朝的这次大规模印刷所需的技术当是从唐朝传入。对此，日本学者也大多持有相同观点，木宫泰彦说“从当时的日、唐交通、文化交流等来推测，我认为是从唐朝输的。”秃氏枯祥博士也认为“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一年)与中国大陆交通的盛行和中国给予我国显著影响的事实来看，此陀罗尼的印刷绝非我国独创的事业，不过是模仿中国早己实行的作法而已。”并且他还认为日本的印刷术是由年东渡日本的唐代僧人鉴真等人传入的。
朝鲜半岛于年结束了三国时代,建立起统一的新罗王朝以后，由于与唐接壤，与唐的交流异常频繁，所以唐代大量的纸写本和印本传入了朝鲜，基本满足了其国内需要，根据现存史料来看，这一时期朝鲜没有发展印刷业。出土的当时的一些印本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研究也是从唐代传入的武周刊本。
半岛印刷是从高丽朝前期开始的，当时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刊刻完成卷的《大藏经》，高丽成宗王治遂于端拱二年遣使韩彦恭到宋向太宗请求赠其宋刊藏经一套，以为其刻印藏经的底本。
淳化四年，太宗“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前往高丽，“七十余日而还”。秘书省掌管国家的图书出版发行等工作，此时，宋太宗不但授予高丽留学生以秘书省官职，还派遣本国秘书省官员出使，且长达七十余日，这些现象说明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是一个印刷技术输入的时期。
越南造纸术虽然发展较早，但印刷术却迟至13世纪才从中国引入。唐宋时期，中国出版的印本佛经和历书大量涌入越南，越南本国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越南的印刷术发展起来了。
越南有关印刷的最早记载见于《大越史记全书》《陈记二》，详细记述了越南大庆年间评定文武官员户口时，因为评阅官不了解旧政，误以为用木版印刷的户籍是假的，引起上皇不满，告知用木版印刷户籍帖子是元丰年间的形式。此条可证明越南在13世纪才有了木版印刷,然而在当时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此后,陈朝英宗又派遣使者出使元朝,求回《大藏经》刊本一套,作为刊行的底本,越南的印刷业才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此事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八《陈纪》载：“英宗七年（年）颁释教于天下,初陈克用使元,求《大藏经》。及回,留天长府,副本刊行。至是又命刊行佛教法事道场、公文格式，颁行天下。”
2.唐代印刷术对世界的影响
中亚和西亚虽然在唐朝时已从中国引进了造纸技术，但印刷术的引进却晚了很多,直至12世纪蒙古人入主中亚、西亚地区后,其印刷术才有了发展。年忽必烈册封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国,定都于伊朗的大不里士，旭烈兀从中国调来大批的工匠、医生和技师等致力于首都的建设。此后，几位统治者禁止使用金属货币，开始采用中国的纸币制度印发纸币。
印刷工人由境内的汉人工匠与当地工匠合作,完成印刷过程。尽管韩国印发纸钞的行为最终失败,但此举在西亚地区印刷史上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拉施特丁在年的《史集》中描述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这也是中国以西地区有关印刷技术的最早记载。
12一13世纪欧洲各国通过阿拉伯地区引进了中国的造纸术,从而纷纷建起了造纸厂,但印刷术的传入却是14一15世纪以后。而此时中国的印刷术己经走向活字印刷的新阶段。
前述伊利汗国自年发行纸币以来,印刷业得到了发展,并于13世纪初将此技术扩散到埃及。这样,对欧洲人来说,获得印刷术就比较简单了。另外,蒙古军队在13世纪的西征活动,重新打通了亚欧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线,中国与欧洲有了直接往来,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大大加强,这都为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提供了途径。
据17世纪意大利作者札尼所载,威尼斯的纸牌是从中国传入的,他说“我在巴黎时,一位在巴勒斯坦的法国传教士特雷桑神甫给我看一幅中国纸牌,告诉我有一位威尼斯人第一个把纸牌从中国传入威尼斯,并说该城是欧洲最先知道有纸牌的地方。”
欧洲这两种早期印刷品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是有深刻原因的,当时的意大利是宗教中心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外贸易发达；德国地处中欧,交通便利,与意大利和蒙古汗国较近,所以这两个国家在欧洲最先引进印刷术是很自然的。
欧洲早期木刻本在版面形制、刻板、上墨、印刷及装订等各工序操作上,基本是按照中国的技术方法进行的,这点美国印刷史家特文尼己做过相关研究。欧洲的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似性，并认为这种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如英国东方学家柯曾道“我们必须认为,欧洲木板书的印刷过程肯定是根据某些早期旅行者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古书样本仿制的,不过这些旅行者的姓名没有流传到现在。”美国学者卡特也认为“在欧洲木版印刷的肇端中，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