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所起的最大作用是在广义的文化领域。它给欧洲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正因为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文字为其媒介的社会，我们也同样难以体会它带来的文化革命。
比较明显的是，学术研究首先受到印刷术的影响。当文献或手稿全靠手抄来传播时，学者要了解在某个研究领域里别人的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许多重要的文献，只有一本或几本。因此，知识难以积累。新思想在某个地方诞生，很难为其他人知道，很难得到讨论，并促进其他地区知识的增长。有了印刷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希腊，拜占庭学者贝萨里翁把许多古希腊文献带到威尼斯后，阿尔都·曼努修(AldusManutius)把这些古代学术文献编辑出版，使得全欧洲都得到这些古代学术著作，从中知道古代学者探讨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当经过拜占庭学者整理研究的亚理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第一次在西欧出现时，西欧的思想家们真是觉得喜从天降，不敢置信。
前面提到《圣经》的希腊文本传到西欧，使西欧的圣经学者看到《圣经》拉丁文本中的讹误，促使天主教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要重新修订《圣经》拉丁文本，由此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影响到天主教会的内部政治。这样一项考订《圣经》译文的工作，看上去只不过是想确立一个正确的文本，是一项学术考据工作，然后随之以印刷出版。但它却极大地促进了西欧学术界的彼此交往，正如在中国、日本、朝鲜，印刷术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一样。印刷术的一项重要作用是加强了掌权者的权利。当时西欧权力阶层是由国王和教会组成的。也正是这两部分人首先运用印刷的技术。
年，法国国王法兰索阿一世发布敕令，规定从此以后，巴黎使用的法语成为王国的正式语言，一切官方文件，如法律、规章条例，都使用统一的语言。本来法国各地有不同的语言，由此也形成地区的文化；这种地区文化有它的封闭性，不愿受到外来的干预，包括来自中央政府即国王的干预。国家征税和推行法律常受到阻碍，因为官方和民众不是使用同样的语言。只有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才能克服这些实际的困难。为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需要有学校，需要有教科书，这时，印刷术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国王的权力可以深入全国。还有一层，各地区之间的人们语言不通，彼此之间也就没有亲和力，没有“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使得民众中间得以发展岀“法兰西民族”的意识，这也同样有利于巩固中央政权即国王的统治。
这种情况并不是法国特有的，当时在西班牙、英国、德意志的小王国之间，以至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为了统一语言，需要有统一的语法，才能教导全国儿童学会“民族”语言，也就是社会上层使用的语言。在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里，用本国语言翻译出版《圣经》。这是教会和学校里使用的最基本教材，它起了统一语言、形成“民族”语言的作用。在法国，没有进行宗教改革，因此，还保留着许多方言。在法兰索阿一世推行统一语言之后，地区的方言，在本地民众的口头上还继续流通，但只是口头使用，不再形成文字。这样，地区的方言也就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在法国，凡要想在政府机关工作，就只能学说法语，而不能说布列塔尼的布列塔尼语(Breton)或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Provencale）。
在英国，就要说英语而不能说盖立克语（Gaelic，凯尔特人语言)。在荷兰，就要说荷兰语而不能说贵尔德斯语(Guelders)。这样，语言成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语言又成了中央政府、帝王公侯和大小官僚的工具。通过这种初期的大众教育，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开始形成统一的“国语”。中央政府用“国语”发布的规章条例，至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懂得。十七世纪初，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甚至决定发行一份官方报纸，把政府的意见广泛传播到大众中去。这些发展也有它们的反效果，不赞成政府的人也开始刊印出版他们的主张。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有了官办和民办的出版物，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和反宣传。
政府方面还使用另一种在当时尚未十分必要的武器，那就是对出版物的审查，一切出版物都必须事先送审，得到官方批准。地下出版组织并未因此而沉默下去，它们转为秘密出版(或到国外出版)，秘密发行。宣传出版活动还可以使用除文字以外的其他形式。当时多数民众很少出门旅行，更难得到首都去；通常看不到帝王发布的诏书敕令。于是，文字还可以加上图画，大量刊印，到处散发。例如，十七世纪法国的皇家曆书((royalalmanacs)，其中有宣扬路易十四的光辉业绩、新国王加冕的场面、军队胜利大游行、宫廷盛宴等等，都画成图书，散发全国，以显示国家(以国王为其象征)的威力。过去，国王是在神之下、在万民之上；老百姓只能想像国王是什么样子。现在，从图画上可以“看到”国王，还可以看到公侯了。
另一个权力中心，教会，也同样运用印刷品宣传主张、力求造成统一的舆论。早在十五世纪末，天主教会便看到文字印刷品是最好的工具，可以用来宣传教义、教会法令，加强教会对大众的思想控制，为此而对印刷业严加管理。罗马教廷还宣称，印刷术的发明显示出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当奥托曼穆斯林帝国的军队征服拜占庭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时，教皇号召西欧共同抗御，为此发动政治运动时，文字印刷品又成为教皇的有力宣传工具。
但是，罗马教廷决不愿反映人文主义宗教观点，从个人自由来解释人，神，世界的关系的书刊在大众中流传。为此，罗马教廷编列岀禁书目录(index)，禁止天主教徒阅读其中所列书刊。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在文化逐渐普及的社会里，人们对禁止书刊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因此，罗马教廷又採取另一种办法，要求天主教国家里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前要经教会审查，并获得批准。这项措施较易实行，但出版商有时对此也不理会。以法国来看，还是世俗政权对书刊的审查制度收到较大效果。